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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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们重视文凭如同病人重视药罐子,如果一个人想凭初中学历担任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估计人们会视之为异想天开。但倒溯八十年,这却是真事,刘半农先生就是这个当事人。他不只仅以初中学历就开始担任北大教授,而且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成为中国新文化事业多个领域的开创者和领路人。
他是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著名新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杂文家、中国民歌收集和创作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现代实验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文物保护专家,乃至是著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刘半农一生在他涉足的众多领域内都成就斐然,而且人际交往繁杂,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以漫画的方式,挂一漏万地描绘刘半农先生敢作敢为的“猛士”的一面。
文坛的初生牛犊
刘半农(1891—1934年),1891年5月27日出生于江苏江阴(今无锡),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里,小名寿彭(意为寿比彭祖),后改名复,初字半侬,时用瓣,后改字半农,以字行,号曲庵,笔名有寒星等,曾用过化名范奴冬女士。刘半农后面有弟刘寿椿,即后来中国著名民乐家、号称“二胡之父”的刘天华。又有弟寿慈,即为后来的著名民乐家刘北茂。兄弟三人成名后,时人冠以“刘氏三杰”的称号。
刘半农11岁到江阴县他父亲刘宝珊和杨绳武等人创办的翰墨林小学就读,这是一家向中国新式教育过渡时期的学校,故而特别重视中国传统经典学习之外,还特别重视英文教育。刘半农聪明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国文、英语尤其出众,这两项特长是他一生事业的根基。在这里,他为当时的教材没有句读而奇怪,竟写下了“狗屁连天其中固有点,一语千金难道没得么?”的对联,语虽鄙俚,但既暗合了他日后事业的重要方向,也初步展露了他敢于挑战传统的性格。1907年11月,刘半农以江阴考生第一名的成绩入读新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刘半农受到了初步的科学教育,相信这为他日后能够研究实验语言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所中学里,刘半农学习上依然锋芒毕露,刚入常州府中学堂第一年,刘半农每次考试几乎都名列第一,被学校“列入最优等”。一时声名大噪。刘的中学同学钱穆晚年回忆说:“不三月,寿彭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就这样,刘半农才子的名声一下子传开了。在学业出众的同时,刘半农也充分显示了他博学多才的一面,课余,他爱好绘画,又迷恋摄影,从那时起,后一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
1910年夏初,刘半农母亲病危,根据当时的习惯,为了冲喜,他和朱惠女士仓促结婚。虽然这并没有挽救回母亲的生命,但朱惠却成为他一生最忠实的伴侣。虽然结合匆忙,但据说刘半农对这桩婚姻本来就很满意,原因是他违逆当时的婚俗,曾在婚前偷偷去看过未婚妻。朱惠面白貌美,刘半农相当满意,为此在婚前他就很心疼地让丈母娘家给未婚妻放脚。在婚姻上的一系列举动,充分显示了青年时代的刘半农抛弃传统糟粕的勇气和决心。一个猛士的风格已经初露端倪。
在常州府学堂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的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做出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弃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刘半农的退学在家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父亲大为震惊,家乡人也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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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陈通伯摄于伦敦中国楼前:傅斯年(前排左一)、刘半农(中排左一)、蔡元培(中排左二)、徐志摩(中排右一)
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年仅22岁的刘半农在革命浪潮的鼓舞下,一时雄心勃发,以为斗大金印唾手可得,决心离家做革命党,他梦想着或许还可以做一个都督呐!谁知他这一脚踏出,没成为都督,倒在文坛上成就了好大的声名。
刘半农只身到了清江,先是在一位军官手下做文案,然而不久,袁世凯夺权,失望的刘半农只好转头到上海闯世界。初到上海,他做过短期杂工,又做过开明剧社编辑,最后在徐半梅的介绍下,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做编译员。
1913年10月,刘半农在《时事新报·杂俎》上发表了一篇百字小说《秋声》,揭露辫帅张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百姓的罪行,荣获该报专栏悬赏的一等奖。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上海五年时间里,刘半农以半侬等笔名发表翻译及创作小说竟达40多部,累计百万余字,成为享誉国内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刘半农的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小说海》和《礼拜六》等后来被刘半农本人讥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并且与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包天笑、张恨水、严独鹤、程小青、周瘦鹃等交往甚密。为此,不少人认为刘半农是“鸳鸯蝴蝶派”。然而,对刘半农这一时期的作品稍加考察,就可发现他与鸳鸯蝴蝶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众所周知,鸳鸯蝴蝶派是指这派作家惯于用文言文描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之类的哀情小说。“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是这派作家笔下的永恒主题。但是,刘半农却很少涉及这类题材。从翻译的作品来看,刘半农最早翻译的是英国狄更斯的《伦敦之质肆》、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此何故耶》、丹麦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并将此改写小说《洋迷小影》。接着介绍俄国屠格涅夫的作品,包括《乞食之兄》等四篇散文,这是我国对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最早翻译。还有日本德富芦花的《悯彼孤子》、美国华盛顿·欧文的《暮寺钟声》以及希腊拟曲《欧陆纵横秘史》等。难能可贵的是,1916年5月,刘半农翻译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人》,这是高尔基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他还和他人合译过《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刘半农的翻译,大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世界名著,这些作品显然和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取向迥异。它对开拓国人视野、吸收外国文化、针砭时政、讨伐封建腐朽、启迪民众智慧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曾提及“刘半农翻译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写清朝的闭关自守时期,英国人如何委曲求全,想窥探门户,乘隙而入,在礼节上起了不小的争执,结果还是英使勉强服从,保持了中国的尊严。这和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王室的惧外媚外的狼狈相对照,很有意义”。
刘半农创作的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有明显区别,它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他写的《稗史罪言》小说,就深刻揭示了当时“官遇老百姓胜,老百姓畏官也;洋鬼子遇官胜,官畏洋鬼子也;老百姓遇洋鬼子胜,洋鬼子畏老百姓之毁教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现实。他的《催租叟》,在揭露阶级对立、描写劳苦大众等方面成就更为显著。小说通过巧妙的安排和强烈的对比,狠狠鞭笞了为富不仁者,热情讴歌了劳苦的工人形象。还有描写一群巴儿狗舐洋大人臭屁股的《奴才》、在上海滩沉浮的《可怜之少年》以及《歇浦陆沉记》等。这些诅咒旧社会昏庸黑暗,同情劳苦大众的作品,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罕有先例。
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在上海期间,刘半农除了在文学上收获颇丰外,最重要的是结识了一批对他日后的发展方向影响深刻的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有陈独秀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等。
1916年,中华书局发生财务危机,刘半农不得不辞去编辑职务,另谋生路。而在此前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该杂志主张文学革命,不唯剧烈攻击旧文学,也倡导文学革命。陈独秀在为杂志招兵买马期间,邀请活跃于上海文坛的刘半农加盟。刘半农虽混迹于旧派文人,但他的作品风格决定了他自然亲和陈独秀的主张,于是刘半农很爽快地响应了陈独秀的号召。从此,《新青年》每期必登刘氏的译稿,陈、刘二人遂成至交。不久,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前往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就在一家人贫困潦倒的时候,刘半农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突然接到这个知名高等学府的聘书,他简直难以相信。只有弟弟刘天华不怀疑,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华,相信以哥哥的天资早晚会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开始刘半农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会落到他的头上;最后他想起了与陈独秀的交往,意识到这好事都是那桩交往的结果。
事实也是如此,陈独秀慧眼识珠,不仅看出刘半农身上的锐气,更看出他是—个可造之才,北大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荐。就这样,—个连中学都未毕业的文学青年鲤鱼跃龙门,随着一纸聘书,跨入了知名学府北京大学。同时执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人。最初,刘半农教授他擅长的诗歌、小说、文法概论和文典编纂法等。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但他国学功底并不逊色,而且又长于写作,阅读广泛,上课认真准备,不久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来了一个中学肄业的国文教授刘半农。
正是在北大任教期间,刘半农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一个偶然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从1918起,刘半农又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署名时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用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侬”十分可耻,毅然去掉了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正式署名“半农”,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在宣传文化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中,他冲锋陷阵,写了不少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我之文学改良观》等;在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写了文艺论著《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创作了新诗《相隔一层纸》、《学徒苦》、《铁匠》、《敲冰》等。然而刘半农觉得仅在《新青年》杂志上写写文章,他觉得还不过瘾,他希望与复古派守旧派来一次彻底的决裂,给他们迎头痛击。这就导出了刘半农、钱玄同的演双簧攻击旧文学的著名故事。
在上海时刘半农曾在开明剧社做过编剧,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双簧戏。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钱玄同。钱玄同虽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旧学根底深厚,但他十分讨厌旧文学的做派和风格,曾经骂他们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由于两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里一向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刘半农提议两人合演一曲双簧戏,—个扮演顽固的复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旧者,一个扮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记者身份对他进行逐一驳斥。用这种双簧戏的形式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都亮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开始,钱玄同觉得主意虽不错,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愿参加。但刘半农坚持说,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经他反复动员,最后钱玄同才同意与他一起演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为文言写就,全信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更多地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鲁迅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戏影响之大。
刘半农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也凸显了刘半农对新文化的贡献。苏雪林曾评价说:“(刘半农)虽不足与陈(独秀)、胡(适)方驾,却可与二周(鲁迅、周作人)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作为新青年的健将,刘半农对新文学的贡献很大,但说他超越鲁迅兄弟的评价未免过誉。但鲁迅本人也不否认刘半农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他说:“(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忆刘半农君》)
在新文化运动中,刘半农成长为真正的猛士。
中国民歌、俗曲收集与创作的领路人
刘半农的后半生和民歌的收集、创作有不解之缘,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和他的出身以及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刘氏出身贫寒,熟悉并同情乡土;而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抛弃了传统文人的矫揉造作和儿女情长的题材,但是要拿出实在的业绩证明它更出色,方可征服人心。这创作的源头活水哪里找?显然,为士大夫和小资们不熟悉乃至蔑视的民间文化是最佳选择。刘半农不只是一个勇猛的战士,还是一个敏锐的战士。由此,他开创了民歌、俗曲收集、整理与创作的辉煌事业。在1918年所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的演讲中,刘半农即肯定了鼓词、宝卷、唱本等民间文艺、通俗文艺的价值,要求描写民众生活、吸取民间文艺和通俗文艺的营养,创造平民文艺。在1927年发表的《国外民歌译》自序中,刘半农说他之所以喜爱民歌,是因为他“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受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的气质所决定的。他认为歌谣是最纯洁的文学,是自然的天籁,是被庙堂士大夫污染最少的文学,又认为:“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这样,民歌便于自由抒发情感,而这“正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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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试验录里的江阴话四声
1918年1月底的一天,刘半农对北大国文系主任沈尹默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表示赞同。第二天,刘半农就将拟好的章程交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批交文牍处,2月1日的《北大月刊》发布了刘半农草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从此开场了”。歌谣学运动的兴起,使全国许多报刊也注意起民歌来。随后,相继出现了顾颉刚、钟敬文、魏建功等早期民间文艺学者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的大批成果。1919年,刘半农亲自采集《江阴船歌》二十首。1925年,又到江阴采集到民歌数十首。1928年,刘半农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主任时,曾提出对歌谣俗曲、传说故事、谚语谜语、切口语、叫卖声的研究计划。以后,又率领李家瑞等人收集整理俗曲,于1932年出版了《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了十一省区的六千多种俗曲曲目。由此,刘半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早倡导民间文艺,亲自搜集民间歌谣的重要代表人物,“既崇活语,首集歌谣,中国近代采录民众文艺之风,自先生(刘半农)开之。”(魏建功语)
刘半农除撰写文章赞美民间歌谣外,还亲自搜集民歌,又不断利用方言和民歌体来创作新诗。1919年,他尝试着用江阴方言写“拟儿歌”;1920年,他又以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写“拟民歌”;1924年,以北京方言写“拟拟曲”。在1925年出版的《瓦釜集》中,收入了作者创作的民本诗作二十二首和收集的民歌十九首。刘半农非常尊重和喜爱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充分肯定了民歌中存在自生命力和可以利用的东西,想以此来发展新诗。在《瓦釜》序言中说:“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和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因该集,刘半农被赵景深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彭斯”。后又有《扬鞭集》。刘半农的新诗和拟民歌、拟儿歌等,不只是在语言上更通俗更近口语化,在形式和风俗上,也更多地吸取了民间口头文学和群众创作的乳汁,作为他自己作品的血肉和生命了。魏建功评论说:“民歌格调而为诗人采取者,(刘半农)清季黄遵宪以后第一人也。”而渠门则说:“你是在中国文学上用方言俚调作诗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成功者。你在阴方言与‘四句头山歌调’两重限制之下,而能很自如的写一些使人心动的情歌,使人苦笑的滑稽歌,使人不忍卒读的女工歌,使人潇然神往的车夜水歌,你的颇大的文艺天才,使我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诗人。”
刘半农对民歌、俗曲的收集整理成绩斐然,那么他的新文学创作的特点和面貌到底如何呢?笔者不是文艺鉴赏家,这里用著名文学家沈从文相对集中而精干的评价来一探他的成绩。“他(刘半农)有长处,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是他用江阴方言,写那种方言山歌。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一个中国长江中下游农村培养而长大的灵魂,为官能的放肆而兴起的欲望,用微见忧郁却仍然极其健康的调子,唱出他的爱憎,混合原始民族的单纯与近代人的狡狯,按歌谣平静从容的节拍,歌热情郁怫的心绪,刘半农写的山歌,比他其余的诗歌美丽多了。”沈从文认为刘半农的新文化创作数歌谣出色,他净化了俚俗与猥亵,而内涵深远;对复韵与叠字的巧妙措置,则显示了刘氏纯熟的写作技巧。
不过,对现代人来说更熟悉的是另外一首诗歌。此即刘半农在旅欧期间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歌谣)就是在刘半农在1920年9月旅欧期间写成的。歌词为:“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笔者之所以采录本诗全文,则是为了彰显刘半农的另一个勇敢的举动。据说,诗中的“她”,属中国文字的首创,以前汉字中没有“她”字。如果属实,则此功绩只能归于刘半农;至少,现代大规模采用“她”字,则肯定是刘半农对现代汉语的伟大贡献。实际上,现代人如果知道刘半农这个名字,多半也是听说过这首歌谣。原来该诗写成后,经赵元任谱曲后,当时广为流传。和这首诗歌相关的一则逸闻也很有名,据说,因为该歌谣,1934年3月刘半农出席一次音乐会,李抱忱演唱了该曲,得到满堂彩。歌者随后热情地介绍说歌词的作者也在场,刘半农被迫登场,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位女士悄悄地说:“原来是这样一个老头儿!”刘半农因此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在中国民歌的采集、整理和大胆创新上,刘半农无愧为文化的猛士。
中国实验语音学的领路人
以上诸节,仅仅显示了刘半农作为文人的一面,按当今标准,他在北大的成绩作为知名教授已经是绰绰有余;但在当时,这还是不够的,必须在专深的学术做出成就才能配得上北大的荣耀。刘半农以初中学历执教北大,学生心服,但拥有洋博士学位的学究们还是不以为然。刘半农的学问一向被当时的文化巨人们视之为“浅”,更过分的是,他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胡适“博士”(据学者研究,胡适当时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显然有冒替之嫌)竟然在—次《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讨论会上,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些评价和刁难显然刺痛着刘半农敏感的心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重要原因,促成了刘半农出洋攻读博士学位。
1920年2月,刘半农以北大教授身份受教育部派遣携妻带女赴欧学习,刘半农计划利用擅长的音韵学,选择实验语音学作为主攻方向。他们先抵达英国伦敦,然而战后伦敦的物价腾涌,加上到英国半年后,夫人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个仅靠薪水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叶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苏,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尽管如此,刘半农并没有退缩,在夫人艰苦持家的支持下,他坚韧地坚持着他的学业理想。这年9月,他即写成《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寄送给蔡元培校长。按北大规定,出国留学人员要写日记,按月交北大备查。但刘半农认为写日记琐屑,无关学问,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几年间,他著成《四声实验录》、《汉诗声调实验录》和《语音学纲要》等重要学术作品。这些著作和他要提交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调实验录提要》密切相关。此外,他还曾花了半年的时间,一头扎进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该馆所藏的我国敦煌的珍贵史料。
经过多年的刻苦攻读,1925年3月17日,刘半农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堂参加了国家博士考试。法国的博士学位分两种,一种是国家博士学位,难考;另一种是非国家博士学位,相对好获得多。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考试简直是一场折磨,刘半农邀请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夫妇参加他的答辩,答辩委员会的考官则由世界级汉学家伯希和、梅耶等顶级教授组成。经过6个多小时的马拉松式问答,刘半农成功通过答辩,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还荣获了“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这是由《法国最高文艺学院公报》宣布的。
头顶货真价实洋博士学位的刘半农从此可以挺直腰杆进行他的新文化研究和创作了。实际上,他在新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都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完成的,但这完全淹没不了他作为中国实验语音学领路人的光辉。
博士毕业后,1925年9月,刘半农一家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他重返北大担任国文系教授、国学门导师。他以“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继续着他作为实验语言学家的事业,把研究方向牢牢地定位在语音上面。刘半农从法国带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回来,他先后发明了声调推算尺与四声模拟器,写成《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和《“四声模拟器”之创制》等一批专业论文。他把这些器材和发明悉数贡献出来,因陋就简地在北大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刘半农不是一个单纯的爬格子的人,而是一个杰出的实验语言学家,对于实验他事必躬亲,一会去故宫测试所藏古乐器的音律,一会去西北研究民俗,为各地的方言录音,收集俚曲小调,忙得不亦乐乎。他打算编一本《四声新谱》,把中国重要方言中的声调,用曲线画出来,同时还要参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编一本中国的《方言地图》。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情,真做出来了,功德无量,可惜进程到一半,先生就遽归道山。此外,他还和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数人会”,以讨论国语统一问题。
为了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发展,刘半农真可谓是不辞劳苦的猛士。
为中国的明天和文化的尊严而斗争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以惨淡的心境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怀着满腔报国热忱的刘半农甫一归国,碰到的正是这个惨案。本来,在艰苦的条件下,人们总会默默地忍受,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还盼望着将来会有“美好而晴朗的一天”。然而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发生战事,亲日的奉军依仗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由日舰护航驶入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遭到守军迎头痛击。为此,日本帝国主义者竟恼羞成怒,勾结英美等八国于3月16日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军事设施的无理要求,即所谓“八国通牒”。3月18日上午,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与群众5000余人,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领导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示威。会后游行请愿,坚决要求拒绝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当游行队伍行至执政府广场前,段祺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与群众开枪射击。顿时枪声大作,众人惊呼声、怒吼声、哭喊声响成一片,47名学生惨死在枪口之下。青年是祖国的明天,杀戮青年,就是剿灭明天的希望。
半农先生对此暴行,思绪万千,怒火中烧。掌灯时分,压抑不住愤怒的半农先生在书桌上摊开稿纸,边写边吟边击拍,挥泪写下那首战斗诗篇《呜呼三月一十八——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这首诗以“范奴东女士”的笔名,很快于3月22日在《语丝》月刊上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诗人面对着杀头的危险,公开对死难烈士与受害群众表示深切的同情。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军阀当局又连下通缉令,准备逮捕这次爱国行动的有关带头人与发动者。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李大钊,而刘半农与其挚友《世界日报》的进步记者成舍我亦在通缉之列。他俩只好东躲西藏,一时有家也归不得。为了中国的明天,刘半农这回真是做了一个正视淋漓鲜血的战斗的猛士。
然而作为文化战士,和军阀作斗争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刘半农还得直面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他还得为了中国的文化尊严而战。归国之后,除了在北大任职,1928年刘半农还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任职。就在这时,刘半农和美国文化窃贼、不学无术的安得思发生了正面冲突。原来,1928年4月,安得思秘密率领第四次中亚考察团到我蒙古高原偷偷发掘文物。他带领大队人马先后7次在内蒙挖掘,每次都把获得几十、几百箱的文物瞒过国民政府直接运回美国。这一次,安得思又挖了八九十箱文物准备经北京到天津出口,被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结果他的护照上,只允许他打猎,而未批准他发掘文物。因此,文物被扣留。怀恨在心的安得思怂恿在北平的各洋报纸痛骂文物与古物两委员会。说刘半农等人“是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但两委员会不为所动,谈判的结果,安得思被迫将一半的偷盗文物留在中国。虽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最终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做了最大的退让,但刘半农的气节却未曾屈就。
1930年4月,英国文化窃贼斯坦因骗得中国外交部的一张旅游护照,准备绕过各中国文物保护组直接从印度进入中国西北进行中亚考察,而且计划和法国探险家哈特组建的“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在中国新疆会师,共同开掘文物。这一试图绕开中方的罪恶的文化劫掠行为,激起了刘半农的愤怒,该年5月和12月他两次上文国民政府,要求阻止斯坦因的非法行径。这次努力没有白费,次年,斯坦因被中国国民政府驱逐出境。
在维护中国文化尊严的战役中,刘半农决不尸位素餐,而是敢于顶着政治压力,充分履行了文化权利斗士的职责,当真是果决的猛士。
1934年刘半农赴西北调查,他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记录当地歌谣土风。6月19日,刘先生率助手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一行四人前往包头进行方言调查,行前弟弟刘北茂曾劝他慎行,因他心脏衰弱,恐不宜远行。他说:“平时实在没有工夫,现在正可利用假期去考察一下。”接着又说:“人生不过数十年,假使因循偷安,还能有什么成就呢?”7月5日刘半农一行到达大同,停二日,调查了雁北十三县的方言,并收录当地歌谣五筒。由于一路上工作特别劳累,且受到当地毒虱的叮咬,7月7日到达张家口时,刘先生已开始发烧,但仍抱病给第一师范师生做了一小时的演讲。当时体温已升至38.5度,会后他坚持调查记录工作,直到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回旅馆休息,体温上升至39.5度。当夜回京,被误诊为感冒,到14日才确诊为回归热,但已难以挽救,于当日下午二时病逝。一代文化斗士就此英年早逝,享年仅43岁。